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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2022，见证中国军人在祖国大地上写下的答卷******

　　写在祖国大地上的答卷

　　蔚蓝的星球绕着恒星公转了一周。转眼间，一年又过去了。

　　过去这一年，中国军人一次次面对时代设下的考题，用坚定自信的姿态，书写下人民军队迈向明天、走向未来的答卷。

　　这是对使命的回答——海空之上，战机巡航，东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团飞行员以不容侵犯的姿态捍卫着祖国领空的安全。

　　这是对人民的回答——川西小城，地震留下的断壁残垣间，武警四川省总队官兵穿过湍流与山林，用如山的信念冲锋在守护受灾群众第一线。

　　这是对信仰的回答——高原雪山，新疆军区某工兵团官兵用钢铁般的意志，在“生命禁区”为一线边防军人保障后方。

　　这是对先辈的回答——蔚蓝长空，国之重器在云端奋飞，运-20运输机载着志愿军英烈遗骸回归祖国的怀抱，歼-20战机在两旁护航，彰显着新时代人民空军的坚强力量。

　　无论是演兵场上隆隆的炮火，还是云霄之上壮阔的航迹；无论是冰雪之间毅然跋涉的足印，还是救灾现场的迷彩背影……当危险与挑战来临，他们永远挺身而出；在祖国和人民需要的地方，他们永远岿然屹立。

　　坚定的信念、热血的姿态、永不停歇的脚步——这是中国军人面对时代之问，在祖国大地上写下的答卷。

　　2022年，我们听到过许多触动人心的回答。一句句铿锵有力的话语昭示着使命、铭刻着梦想、闪耀着信仰的光芒。每一句话，都是中国军人的真诚回应。本期《军营观察》，让我们跟随4位记者来到东南西北的不同点位，见证他们心目中，中国军人令人感动的“回答”。

　　“不负历史、不负时代、不负人民”

　　9月16日，空军2架歼-20战机为接迎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的运-20飞机护航。

　　2022年即将写到终章。在这一年的采访经历中，总有一些人和故事会变成珍贵的琥珀，永远封存在时代记忆中。

　　今年9月16日，记者有幸见证了这样一个历史时刻——第九批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自2015年起，我国空军连续8年赴韩国执行志愿军烈士遗骸归国的接迎与护送任务。作为记者，我曾记录一批又一批志愿军先烈搭乘运输机归国的道路。这次，空军首次派出我国自主研发的第五代隐身战机歼-20与运-20大型运输机同时执行任务。

　　9月15日，记者一行人搭乘空军运输机抵达沈阳某军用机场。当天晚上，记者见到了次日要驾驶歼-20执行护航任务的空军航空兵某旅旅长、“金头盔”获得者李凌和该旅飞行一大队大队长、“金头盔”获得者高中强。

　　两位歼-20飞行员来自人民空军首批组建、首支参战、首获胜绩的航空兵部队。这支部队曾飞过远海高原、也曾征战戈壁荒漠，先后有4人5次夺得“金头盔”。2019年7月，该旅飞行一大队被中央军委授予“强军先锋飞行大队”荣誉称号。

　　9月16日一大早，我们赶往机场等待歼-20起飞。指挥塔台传来消息，由于台风影响，执行护航任务的歼-20将会遭遇极端恶劣天气。

　　就在这时，李凌和高中强驾驶着歼-20滑出跑道，冲上云霄。“当年先辈们飞行不足几十个小时，就敢起飞迎敌。今天遇到再大的困难，我们也要用‘双20’编队列阵长空，迎接先烈‘回家’。”带着这样的信念，李凌操纵战机飞向苍穹。

　　上午10时许，指挥塔台传来一段振奋人心的通话录音：

　　“我是空军歼-20飞行员李凌，我部歼-20飞机两架，奉命为您护航。”

　　“我是空军运-20机长庞荣奇，我部奉命接送志愿军忠烈回国。”

　　“长空祭忠魂，英雄归故乡。向志愿军忠烈敬礼。”

　　记者在塔台指挥席的大屏幕上看到，当运-20飞机搭载着88名志愿军英烈遗骸进入中国领空，两架歼-20战机迅速与运-20组成三机编队。它们以空军特有的礼仪，接迎和护送英烈回家。

　　那一刻，历史和现实交错，光荣与梦想同在。

　　三机编队顶着台风裹挟而来的雷雨和冰霜，从1000米高空穿破云雾、机动下降到200米的低空。“当时，我仿佛看到身后的88名英烈，正在云中俯瞰机翼下祖国的锦绣河山。”运-20机长庞荣奇满怀感慨。

　　当运-20平稳降落在沈阳桃仙国际机场，李凌和高中强驾驶歼-20低空通场，共同向归来的志愿军烈士致以崇高敬意。88位牺牲在异国他乡的英烈，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

　　可以告慰先烈的是，如今我们已经拥有比肩强国的先进武器，歼-20、歼-16、轰-6K等国产新型战机振翅高飞的壮美航迹，彰显着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能力，勾勒出强国强军的同心圆。运-20的航迹遍及亚洲、非洲、欧洲和大洋洲，通过国际人道主义救援的脚步，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传递到全世界。

　　10年来，警巡东海、战巡南海、砺兵台海、前出西太、绕岛巡航、砺剑高原、海外投送、抗疫救灾、接迎忠烈……人民空军用航迹作笔，不断书写着强国强军的新答卷。

　　“不负历史、不负时代、不负人民”，这是一个翱翔九天的战略性军种对历史与未来的回答，也是一名军事记者用手中的笔和镜头记录强军新征程的使命。

　　“使命所系，义不容辞”

　　9月5日，四川泸定发生6.8级地震。图为武警四川省总队官兵转移受灾群众。

　　站在“桥”前，记者久久不敢前进。

　　它甚至不能称为桥——仅仅2根排水管和3根用来固定的铁索，却承载着沉甸甸的重担。今年9月，四川泸定发生地震，武警四川省总队机动第二支队官兵奉命前往灾区实施救援。这些排水管和铁索的组合体，是唯一可供渡河的“生命之桥”。

　　同样是在泸定，恍然间，记者仿佛看见了红军长征途经此地时，走过的那座铁索桥。

　　“就地渡河。”随着指挥员刘刚一声令下，官兵们手攀铁索，双脚踩着较粗的排水管，开始向对岸“冲锋”。

　　沾满油污的铁索异常滑手。由于安全绳数量有限，副大队长王栎帏过河时，已经没有多少防护手段。行至半程，铁索摇晃得愈发厉害。想到前方等待救援的乡亲们，王栎帏抛开杂念，一步步向前走了过去。

　　先过河的战友打了桶水放在河边，后面的官兵匆匆洗把手便继续出发。很快，桶里的水变成黑色。官兵们裤腿和战靴上的油污却洗不掉，他们把这些痕迹看作自己的勋章。

　　在抢险救灾现场，记者从未见过一身干净的迷彩服。那些沾在官兵身上的油污和泥土，在雨水与汗水的共同晕染下，构成独属于人民子弟兵的动人图案。虽不整洁，却格外让人安心。

　　87年前，红军勇士为了革命胜利一往无前，在泸定的铁索桥上铭刻下气壮山河的红色印记。如今，在另一座“桥”上，新时代的人民子弟兵依然奋不顾身地发起冲锋。无论岁月如何变换，风雨之中，中国军人坚定的身影始终如一。

　　武警雅安支队副支队长陈孝文带队前往震中磨西支援那一天，恰好是儿子出生后的“百天”。救灾期间，他给家里打的第一个电话，是让家人帮忙购买灾区急需的早产儿奶粉。直到部队返回，他都没有离开自己的任务区，去一山之隔、同样受灾的妻子娘家看上一眼。

　　武警甘孜支队特战队员陈煌前出探路，在近乎垂直、高差达80米的峭壁上摸索前进。那次，陈煌从高处摔下来，仅仅休息了20分钟，就忍痛继续出发。回到营地，陈煌越想越后怕。他笑着和战友说：“运气真好，好几次刚走过去石头就砸下来，我差点就见不到你们了。”

　　班长向军跟记者讲述了在海螺沟景区执行搜索侦察任务的经历。茫茫山林，通信时断时续，他们一边前进，一边躲避余震带来的次生灾害。出发不久，向军和战友遇到几户零散的受困群众。他们把自己携带的干粮和水都送了出去，直到通信中断、身上一点补给都没有。

　　向军和战友们没有回头，继续向深处搜索营救被困群众，3天后才与受困群众一同搭乘直升机返回。

　　“你们都已经‘弹尽粮绝’了，为什么还要往前走？”记者问他。

　　“道路不通，信号中断，受困的百姓难免会感到孤独和恐惧。我们进去和他们在一起，就能把希望带给更多受困的人。”向军说。

　　人民至上。用行动守护人民的幸福安康，这是人民子弟兵根植于血脉的传承与信仰，这是他们面临时代考验做出的唯一选择。

　　救援任务完成，启程返回时，记者看到陈孝文发了这样一条微信朋友圈——

　　“使命所系，义不容辞。”

　　“战位有我，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东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团飞行员列队行进。

　　刺耳的轰鸣声中，一架轰-6K战机从记者眼前的跑道呼啸升空。塔台上，指挥员柴琎的目光一直跟随战机滑行的方向移动。

　　“离地早了！”看到战机的起飞动作，柴琎握着对讲机提醒飞行员。

　　“明白！”飞行员立即回应。

　　这一幕，发生在东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团机场。一架架轰-6K战机依次起飞，飞往靶场进行实弹实投训练。团长柴琎紧盯着电子屏幕上的空中态势，不时拿起话筒对战机发出指令。

　　天气并不理想，空中雾气很重。柴琎对身旁的战友交代几句话，起身离开指挥席位。记者插空走上前，跟他聊了起来——

　　“今天的训练设置了什么难点？”

　　“主要是机动突防。我们在投弹区增加了一些干扰，不能让他们太容易过关！”

　　柴琎的嘴角不经意露出一丝笑意。记者不禁好奇起来：他会用什么样的手段“为难”大家？

　　几小时后，战机呼啸着依次落地。看到飞行员们提着头盔走向讲评室，记者立即迎上去跟他们打招呼：“今天训练怎么样？”

　　“还行吧！空中突防的时候，塔台给了几个特情，需要临机处置。”飞行员吴岳鹏边走边说，“快进入投弹区的时候，目标被烟雾遮挡，我们必须快速降低高度，使用盲投方式进行投弹。”

　　“还好，精准命中目标！”吴岳鹏自信地回答，似乎并没遇上什么难题。

　　“别听他吹牛！我们规划好航线、准备投弹的时候出现特情，大家都很意外。岳鹏，你忘了当时自己啥反应？”飞行员黄文在一旁“拆台”，大家都乐了。

　　走进讲评室，飞行员们立即打开飞行记录本。团长柴琎一脸严肃地挨个点出刚才飞行中的问题，并仔细讲解了这些特情的正确处理方法。

　　柴琎所在的航空兵团曾执行过许多重大任务。今年8月初，柴琎驾驶战机与战友组成轰炸机编队，参加了战区组织的实战化联合演训。任务结束后，记者拨通柴琎的电话。柴琎告诉记者，这次任务实施条件比较复杂，飞行员做到了准时升空、接令即打、精准命中，很好地完成了任务。

　　为战而生，为战而练。那一刻，记者脑海中浮现出柴琎身穿飞行服、指挥轰-6K战机的姿态。在一线部队，记者采访了很多像柴琎一样的官兵，他们心中满怀着必胜信念。

　　今年6月，火箭军某常规导弹旅在连绵的阴雨中举行了一场考核。“为什么要在这么恶劣的条件下考核？”看着官兵们身上脸上沾满泥水，争分夺秒地向前追赶，记者忍不住询问营长刘前精。“打仗是不会让我们选天气的，考核也一样。”他的回答，记者至今难忘。

　　在一次军事演习中，该旅多型号常规导弹全部命中目标区域。

　　“战位有我，请祖国和人民放心。”假如那一天真的来临，记者相信，这不仅是该旅官兵的回答，也是中国军人共同的回答。

　　“以奋斗姿态度过自己的青春”

　　新疆军区某工兵团官兵正在施工。

　　汽车翻越达坂的时候，一阵剧烈的晕眩突然袭来。

　　来到高原后，记者早已习惯这样的情况。

　　车窗外，一泓蔚蓝的湖水映入眼帘，一时分不清水与天的界线。走过盘旋颠簸的山路，不知道拐过多少道弯，记者一行到达今天的采访地点。入口处，“能修善战担使命、血拼到底谋打赢”14个大字格外醒目。

　　王世彬大口喘着粗气，厚厚的作训服被汗水浸湿了一大片。这位新疆军区某工兵团某连连长，刚刚带领官兵通过一段坡地，把物资扛到指定位置。

　　记者试着用双手搬起一袋物资，没走几步，便感到呼吸急促，双脚也开始不听使唤。在雪域高原，原地不动都可能出现高原反应。记者难以想象，官兵们在完成如此繁重的体力劳动时，身体经受着怎样的考验。

　　王世彬接过记者手中的物资，笑着念起了一首描写工兵的打油诗——

　　“锤落钢钎短，持钻虎口断。汗透战士衣，肩头皮肤烂。手掌血泡连，脚下鞋底穿。抬头包公脸，弯腰钢铁汉。”

　　该团不少官兵是第一次上高原。那段时间，他们日出而作、戴月而归，和时间赛跑，顶着头痛、胸闷、失眠的高原反应艰苦奋斗。

　　在一辆挖掘机前，记者见到了一级上士付晓华。作为装备操作手，付晓华黝黑的脸上，写满与年龄不相符的沧桑。“他是我们连有名的‘拼命三郎’。为了赶工期，他每天连续工作将近15小时，收工时，连跳下驾驶舱的力气都没有，只能让班里的战友把他背下来。”王世彬告诉记者。

　　听到连长的话，付晓华腼腆地摆了摆手：“我们连的战友没有一个不拼的。”

　　那天凌晨两点，付晓华操作的挖掘机出现故障。天上下着暴雨，为了不耽误工期，战友刘金帆就躺在冰冷泥泞的地面上，对着挖掘机的底盘进行抢修。刘金帆当时说的一句话，付晓华到现在都记得：“这台挖掘机就是我们的武器，我不能让你用一件坏了的武器上战场。”

　　面对艰险与苦累，他们没有一个人退缩。

　　在高原采访过程中，记者见证了太多感动。这里有三代从军、戍边20余年的老边防，有驻地相隔不远、却半年不能相见的“军人伉俪”，有坚守在边防一线、曾直面生死考验的英雄连长……祖国西陲，他们用血肉之躯书写下一首首热血而浪漫的边关之诗。

　　高原上，记者遇到了列兵戚嘉洺。这名00后战士来自江苏，他所在的点位距离他的家乡超过5000公里。

　　“为什么愿意来这里？”记者问戚嘉洺。

　　“年轻的时候吃点苦没什么，对我来说，这是人生难得的经历和宝贵的财富。”这名年轻军人坚定地说，“每个人的青春都只有一次，以奋斗姿态度过自己的青春，我感到很幸福。”

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法国城市基层治理的理念及其实践******

　　作者：杨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从中世纪到大革命前夕，法国形成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纽带，维系着城市共同体的凝聚力和市民对城市的认同。不同社会纽带的背后是不同的城市共同体构建理念，在制度层面则形成相应的基层组织和基层治理模式。

　　第一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信徒的共同体，城市的使命在于模仿和实现“上帝之城”，对本地主保圣人的崇拜和纪念是市民身份认同的纽带，因此城市组织的基本单位是堂区，本堂神甫同时承担堂区内部分世俗管理的职责。这种类型的城市在法国中部和南部较多，比较典型的是昂热。

　　第二种理念将城市视为多个行会联合而成的大行会，市民身份和行会成员身份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些城市，行会理事同时肩负市政运转和基层管理的双重角色，与行会联系密切的兄弟会是市民团结的重要纽带。这种类型的城市多存在于手工业和商业较为发达的法国东北部地区，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里尔、杜埃和瓦朗谢讷等。

　　第三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一个自治和自卫的共同体，城市存在的意义就是保护市民的安全。在当时语境下，城市安全包括对外防卫和内部治安两个方面，前者指不受军队的掠夺、流民的袭扰和领主的侵犯，后者则包括维护内部秩序，应对饥荒、火灾和瘟疫。因此，此类城市的基层治理主要依靠集民兵自卫和市民参政功能于一身的市政街区。街区和与之紧密相连的民兵组织是市政府和市民之间的纽带。这种模式下城市基层治理主要依赖街区官员，巴黎、图卢兹等城市是典型代表。

　　需要指出的是，法国城市构建共同体的三种模式并非截然分明，相互排斥。以巴黎为例，街区是正式的基层治理框架，但行会理事经常被选为区长，而且区长正式就职前需要本堂神甫为其品行担保。由此可见，行会和堂区的代表在以街区为主要框架的基层治理体系中并未缺席。

　　基于不同的历史传统和地域特色，大革命前法国城市基层组织的设置，从名称到职能不尽相同。不过，城市选择以何种共同体理念作为市民认同的纽带和基层治理的基础，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城市居民的构成。具体来说，城市基层治理模式与城市人口规模、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城市本身的政治地位息息相关。

　　以堂区为基层治理组织的城市往往是中小城市。城市居民共同的精神生活以堂区为单位进行，堂区的居民往往相互认识并经常见面，便于商议公共事务。此外，堂区登记簿保留了堂区居民出生、婚姻和去世的记录，为市政府了解基层社会提供了宝贵而关键的信息。

　　在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行会是市政机构和市民的中介，行会成员对于行会的认同自然转化为市民对城市共同体的认同。在大革命以前的法国城市中，同行业的劳动者往往集中居住和营业，这为行会行使基层治理职能提供了空间上的便利。作为规范和监督成员经济活动、并为成员提供保护的组织，行会既能自上而下地执行市政府的命令，也能自下而上地反映市民的诉求。对工商业占主导的城市，这是一种成本低且效率高的基层治理模式。

　　大体来说，在堂区和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中，世俗政治权力未能建立起专门的基层治理组织，而是选择借助教会行政体系和行业社团进行基层治理。到18世纪，随着法国民众信仰的淡漠和行会的衰落，这两种基层治理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在大革命后或被废除或被改造。相较而言，以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能够克服以上局限性。首先，这种基层治理模式不依赖任何社会组织，反映了市政府对基层控制的加强。其次，街区的设置更加灵活，市政府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特别是城市空间的扩张，增设街区，而不必依赖堂区和行会的既有框架。最后，正因为淡化了信仰属性和行业属性，市政街区可以包容信仰不同、职业不同的市民，比较适合市民构成复杂、职能多元的大城市。

　　巴黎和图卢兹都用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并非偶然。作为首都，巴黎市民的多样性不言自明，而图卢兹则是法国南部奥克语区的中心城市，拥有高等法院、大学等机构。两座城市的基层治理体制都在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经过市政府和国王的协商后确立下来，并沿用到大革命前。这种基层制度的安排根植于中世纪晚期动荡的历史背景，体现了国王和市民就确保城市安全所达成的共识。

　　由于人口规模和城市空间的差异，巴黎和图卢兹的市政街区在数量、层级以及官职设置上有所不同，但基层治理的理念和实践却是一致的。街区是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街区内部被划分为五十户区、十户区等次一级的区域，由区长、五十户长、十户长负责管理。街区的各级官员都由市民推举或选举产生，一般是由辖区中名声好且获得一定职业成就的市民显贵兼任，他们同时也拥有选举上一层官员甚至参加市民大会选举市长的权利。街区基层官员同时担任街区民兵队长，负责征召辖区内的市民组成民兵，平时负责看守城门和维护街区治安，危急时刻则协助城市抵御外敌。因此，街区实际上集社区、选区和军区为一体，其代议职能和军事职能不可分割。总之，以市政街区为框架的基层治理嵌入基于邻里关系和职业声望的人际网络中，让市民显贵担任街区公职的同时受到普通市民的监督和制约，有利于调节城市内部矛盾，促进市民的团结和城市的稳定。

　　然而，市政街区的局限性也不容忽视。首先，市政街区实施的市民自治实质上是有产者的自治。只有在城市内拥有固定住所，按时缴纳城市各项税收的市民才有参加民兵和选举街区基层官员的资格。而当选街区官员的财产门槛要求更高，因为这些无薪水的荣誉职务会占用大量时间，只有家境殷实且有闲暇的市民才能充任。这意味着佣人、穷人、打零工者、流民、外地人等城市下层民众和边缘群体没有政治权利，反而成为街区制度统治和防范的对象。市民内部在16世纪开始发生分化，大商人和食利者等市民上层为了垄断区长官职以及参加市民大会的资格，设法限制手工业者和小店主等中下层市民的参政权。如1554年《贡比涅敕令》剥夺了巴黎手工业者担任区长和当选城市大会代表的资格。街区内市民内部的分化和区长职位的寡头化阻断了中下层市民的上升空间，等级制关系取代了邻里团结，损害了街区乃至城市的凝聚力，并造成街区制度的衰落。其次，从17世纪开始，法国有越来越多的移民涌入大城市，导致以邻里关系和社交网络为基础的基层治理模式难以覆盖所有城市人口，无法应对日益复杂的城市治理问题。最后，街区的自卫职能在17世纪后期因技术和政治原因走向衰落。一方面，随着军事技术的进步和军队的专业化，市民临时组建的民兵在技能、装备和训练上与常备军的差距越来越大。另一方面，近代法国国力、军力的上升让城市免于外在的威胁，而城市民兵在宗教战争和投石党人运动中表现出的自主性又对王权构成了潜在威胁。1670年巴黎城墙被国王拆毁后，巴黎民兵实际上陷入瘫痪；同一时期，图卢兹十户长的军事职能也近乎消失，其职责重心转向基层治安和司法调解。

　　总的来说，同时赋予市民参政权利和自卫义务的市政街区具有灵活性、开放性、包容性的特征，它虽在旧制度末期一度衰落，但在大革命时期又被再度激活，奠定了法国现代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框架并影响至今。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4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