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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研思行共成长 凝心聚力再出发******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上海财经大学】

学研思行共成长 凝心聚力再出发

——上海财经大学师生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光明日报记者 颜维琦 光明日报通讯员 张勃欣

　　“我将继续坚持以团结为魂，自信自强，为推动‘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作出自己的贡献！”前不久，第十七届全国“大学生年度人物”提名候选人、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2019级本科生加拉斯·艾德力拜在参加学校的主题学习后分享感受。

　　连日来，上海财经大学师生掀起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热潮。上海财经大学党委书记许涛表示，学校在办学治校过程中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精神，在建设鲜明财经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征程中，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培养造就拔尖创新人才，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努力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践行“厚德博学、经济匡时”校训精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上财人新的贡献。

上海财经大学校园风景。资料图片

　　1.学懂弄通，从身边人身边事做起

　　由上海财经大学与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联合举办的“永远的旗帜——中国共产党党章学习流动教室”展览，正在上海财经大学校史馆举办。展览以中国共产党历部党章形成的时间为顺序，讲述中国共产党党章背后的故事。

　　展览中，一批由上海财经大学师生校友捐赠的实物党章展品十分显眼，这是中共七大以来12个版本的党章，捐赠者是近90岁高龄的余兴发教授。

　　“青春年少时，我有幸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梦想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为此不断奋斗，积极争取入党。”作为一名有着66年党龄的老党员，他说，将自己收藏的党章捐给学校，希望让更多的人了解党章的发展历程，了解中国革命建设的历程，更加珍惜今天美好的生活。学校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率先参观学习，并召开集中学习会，引导全校党员深化党章学习。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心任务，特别强调教育、科技、人才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作用。高校当如何作为？2022年12月17日，上海财经大学主办第一届中国经济思想发展论坛，聚焦“中国经济学构建：历史与未来”主题，邀请经济学领域顶尖的专家学者，从不同维度深入探讨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构建，助力新时期中国经济学构建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紧接着，12月23日，学校召开人才工作会议，回顾总结近十年来学校人才工作取得的阶段性成绩，系统部署下一阶段人才工作行动计划，明确提出，将持续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让人才工作成为领航学校改革发展的核心工程。

　　记者了解到，上海财经大学紧扣学校事业发展和学科特色，以“学习二十大∙上财在行动”为主题，推出20项重点活动。通过联学联建、座谈交流、参观见学和实践体验等多种方式，推动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走深走实，将党的声音传递到每一位师生。“守正创新·团结奋斗·处级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培训班”“基层党建质量提升·基层党支部书记专题学习班”和“纪检干部专题学习班”陆续开班。“书记面对面”后勤员工与青年学生联学活动中，后勤员工分享自己的经历，青年学生关注身边人的故事，交流各自的感受，身边人讲身边事，与身边人一起学，每一位参与者都收获满满。

“千村调查”活动让青年学生扎根中国乡村。资料图片

　　2.彰显特色，为更深层次对外开放贡献智慧

　　2022年11月12日，上海财经大学与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设立的合作机构上海财经大学临港合作办公室揭牌，通过加快制度创新，助力新片区建设和高水平改革开放。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加快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共建“一带一路”成为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

　　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说，临港新片区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新高地，上海财经大学是具有鲜明财经特色的高校，推动临港新片区对外开放、前沿产业、科技创新、新兴服务业等方面优势与上海财经大学一流学科、学术、教育资源有效结合，在建立以投资贸易自由化为核心的制度体系、建设具有国际市场竞争力的开放型产业体系等方面深入合作，加快形成成熟定型的制度体系和管理体制，使临港新片区更好发挥全国改革开放“试验田”作用。

　　2022年12月，滴水湖新兴金融大会召开，上海财经大学担任学术合作伙伴，协助策划和设计本次会议，并合作协办“跨境金融：探索新片区跨境投融资领域更高水平开放”研讨会。以此次会议为契机，临港新片区将搭建“常态化”的交流沟通平台，打响“滴水湖金融湾”品牌。临港新片区管委会将与上海财经大学共建滴水湖高级金融学院。

　　近年来，上海财经大学“顶天立地”做科研，致力于解决国家和地方发展的重大问题，以“服务上海行动计划”为依托，在上海自贸试验区建设、面向未来30年的上海、营改增政策研究、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上海全球科创中心建设、长三角一体化等方面服务上海建设。

　　在整合已有金融、经济、国际贸易、全球投资等领域数据库的基础上，针对上海发展改革的总体需求，上海财经大学构建并定期发布“上海市社会经济指数”“自贸区卓越指数”“中国500强企业竞争力指数”等，大力推进专业化数据平台建设，凭借“信息库”优势，充分发挥数据资源“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的作用，成为服务上海发展建设的强有力助推剂。“未来，上海财经大学将更加聚焦上海‘五个中心’建设，更加聚焦服务国家战略。”刘元春说。

　　3.脚踏实地，把青春写在祖国大地上

　　如何有效地将党的二十大精神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范静进行了一次尝试。不久前，她所在的学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研室，在云端举办线上思政“千人云课堂”。主题大课以“在实现中国梦的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为主题，邀请上海财经大学第23届研究生支教团的4位同学担任主讲嘉宾，思修教研室全体教师、大一新生共计1000余人参与学习。

　　“青年人要怀抱梦想又脚踏实地，敢想敢为又善作善成，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让青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火热实践中绽放绚丽之花。”学校第23届研究生支教团的优秀学子，胸怀报国热情，毅然暂时放下学业，赴西部支教一年。“不久后，也许我也会去参与一次支教，不仅是响应国家号召，更是被学长们情真意切的分享所打动，我想去更广阔的天地磨砺自己。”课后，金融学院学生黄语倢说。

　　最近，学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接连召开思政课教师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专题“书记备课会”，研讨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大思政课”的重要指示，与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有机结合，制定全面推进“大思政课”建设工作方案，为学校践行立德树人使命提供支撑。

　　党的二十大报告的学习，要原原本本学，“由词通道”——通过学懂每一个词，来理解全文大旨——是十分有效的阅读方法。为此，学校党委宣传部邀请校内专家，对报告中出现的经济学、管理学术语作出释义，配以讲疏，官方新媒体微形象“上财猫”出镜，词条释义搭配活泼生动的漫画，让术语解释更为直观，同步推出系列新媒体产品，服务于广大党员群众的学习。

　　把“厚德博学”与“经济匡时”有机统一起来，把个体的理想融入人类前进的洪流与国家复兴的大业之中，是上财人的追求。自2008年起，上海财经大学已持续15年开展“千村调查”，组织引导青年学子利用暑期走出校门、深入广阔农村，开展社会调查活动，并将所见所闻、所思所想转化成理论性成果。项目每年聚焦一个主题，累计派出超过2万人次学生利用暑期开展社会调查，师生们的调查足迹遍布31个省(区、市)的11000多个村庄。

　　边走边思考，在行走中成长，在思考中积淀。由此，一批批青年学子接地气、明国情，受教育、长才干，在农村、农业、农民领域建言献策，为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贡献力量，把青春写在祖国大地上。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12日 05版）

与名人交往忆事******

　　苏戈

　　我到中新社当记者，是在五十年代初中新社刚成立不久。副社长王纪元同我谈话说：“中新社处于起步阶段，在社会上还没有影响，需要社会各阶层人士的支持，特别是要邀请国内知名人士及文艺界名家为我社撰稿，扩大海外影响。”

　　那时，当一名文艺记者也有很多困惑。如文艺界名人生活习惯的差异，已经成名的人士不在乎多一次的扬名机会，加上许多人士或单位不认中新社的牌子，所以我开始工作时遇到了一些问题——人家不理睬摔电话、吃闭门羹，特别是同新华社、《人民日报》多家中央级媒体记者共同采访时受到冷落等，让我觉得很伤面子。再加上社内也有很多规矩限制，如要了解外报转载的文章落地情况，只能查看进步报刊，中、“右”的报不得借看等，这给开展工作带来很大的不便。当然，随着时间的推进，社会对中新社的了解不断深入，工作逐步开展，我的工作得到绝大多数各界名人及文艺单位的支持与帮助。更有许多青年人对我这份能经常接触明星、歌星等文艺界人士的工作极为羡慕。每当忆起当年那些人和那些事，我也倍感欣慰，难以忘怀。

　　老舍先生的幽默与认真

　　有一次采访老舍先生，我带上介绍信到乃兹府老舍先生宅院(现改为老舍先生纪念馆)。见到老舍先生后，我将信递交过去，先生看了信便问：“中新社和新华社有何不同？”我将中新社是民办通讯社，社长为金仲华，供稿对象是香港及海外华文报刊等一一道来。先生边看介绍信又问：“是民办通讯社？”“是啊！是啊！”先生认真地重复问，我又重复回答。看来先生对“民办”两个字有不解之处，我也无法解答更清楚。这时坐在旁边的老舍夫人胡絜青大姐笑着说：“民办就是民办。”大家互相看着笑了起来。那些年我经常麻烦老舍先生，凡是遇到年节、假日、祖国大庆，便邀请先生为我社撰写文章。只要先生能抽出时间，他绝对愿意帮忙。

　　如今老舍先生已谢世，他给世人留下了不朽的作品。他的作品不仅生动表现了各阶层人民的生活，也写出最底层人民的疾苦，真实地反映出当时社会的面貌。老舍先生是第一位获得“人民艺术家”称号的人，让人永远怀念。

　　张恨水状告中新社

　　张恨水是位著名言情小说家，一生撰写了120多部小说，大量的散文、诗词、游记等作品，是位多产作家。他的著名小说《啼笑因缘》、《金粉世家》、《夜深沉》等多部作品均拍成电影及电视剧，影响极广。我很早就阅读了他的小说，也可以算是他的“粉丝”吧。1956年夏季的一天，我怀着兴奋的心情，前往西四砖塔胡同一座四合小院拜见张恨水先生。当我推开小院便门时，见到先生和夫人正坐在亭院中八仙桌旁饮茶。夫人很娇小，像是南方人模样。在聊天过程中，我感觉先生说话语气低沉，言语不多，似乎有心事，或对当下新中国建立不久的环境不适应？当我问起先生近期有何大作时，先生不直接回答，只说没有什么事，很闲，有时在附近遛遛弯。我根据他说的现实情况，提出请先生为我社撰写一篇《北京街头见闻》，先生答应了。我便不打扰，起身告辞。没过几天我接到了先生寄来的文章，大约四五千字，交给组长黄嘉锦处理。黄嘉锦组长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是地下党员、菲律宾归侨，能干，有魄力。他大刀阔斧将张恨水先生文稿压缩成二千字，便发往香港报刊。事过半个多月，王纪元副社长叫组长和我到他办公室，告诉我们说：“张恨水先生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告了中新社，说‘对作者不尊重，不负责任，随意改动作者文章’。”发生这种事对中新社影响很不好，组长和我都挨了批评，我们也做了检讨并吸取了教训。尽管我们给张恨水先生带来不愉快的经历，但先生以大度的胸怀仍应邀为香港及海外华文报刊撰写了多部长篇章回小说，对外报副刊给予了极大的支持。为此，我们很感谢张恨水先生。

　　批斗“电影皇帝”崔嵬

　　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兼导演崔嵬先后拍摄了《青年之歌》、《小兵张嘎》、《杨门女将》等多部深受广大观众喜爱的影片，并在电影《红旗谱》、《宋景诗》、《海魂》中扮演了不同类型的角色。1962年，由《大众电影》读者投票评选的“百花奖”对崔嵬在电影《红旗谱》中扮演的朱志忠这一纯朴、善良、勇敢的农民形象给予了极高评价，授予他最佳男演员奖。为此，我写了一篇《访最佳男演员崔嵬》，刊登在《中国新闻》稿本第二部分。此稿很快被香港及海外华文报刊转载，香港《大公报》刊登时将标题改为《电影皇帝”崔嵬》。据了解，当天香港街头报亭《大公报》销量剧增，受到香港居民的欢迎。没料到，“文革”期间，“电影皇帝”这篇改动标题的文章给崔嵬凭空增加了一条罪状。在那个黑白颠倒的年月，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位延安时的共产党员就是有十张嘴也说不清了，被那些不了解内外社会制度区别的群众揪斗不放，吃了不少苦头。“文革”过后我又见到了崔嵬，向他表示谦意，“都过去了！都过去了。”崔嵬用他那山东人特有的宏亮嗓音，直爽、坦然地说。是啊！灾难是过去了，如人有再提起那段历史故事，就当笑话讲给后代听吧。

　　由言慧珠引起的争端

　　1966年“文革”伊始，有人贴了一张大字报：通讯组曾两次报道有关京剧艺人言慧珠的文章，这两篇大毒草应受到批判……。我看了大字报很气愤，有同志支持我反唇相讥。我想想还是冷静下来。1960年初，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言慧珠从上海来北京开会时，我采访了她。当时，她是上海戏曲学校副校长。她向我介绍了培养京剧接班人的情况，并对京剧艺术后继有人充满信心。同年夏季我从上海晚报上看到一则关于言慧珠、俞振飞结婚的短讯，即写信邀请她为我社撰写一篇蜜月旅行见闻之类的文章。言慧珠很热情，很快复信。信中说明：他俩畅游长江，欣赏了祖国美丽山河，看到了长江两岸人民的美好生活等。她还说，他们回上海已过多日，不是新闻了，如需要，请我代笔，用她名字发表。我根据言慧珠的委托及信中所描述的情况，写了一篇《言慧珠、俞振飞蜜月旅行追忆》，发给香港。香港及海外有些报纸很快采用。因为这种文体的稿件通讯组曾发表过多篇，很受外报欢迎。记得《我的丈夫，我的蜜月》一稿不仅被多家外报转载，而且得到了中央有关领导人的肯定及表扬。言慧珠是著名须生言菊朋的爱女。言慧珠才艺双全，扮相秀美，唱腔清亮圆润，深受广大京剧爱好者的喜爱。俞振飞是著名小生，是梅兰芳的搭档，他不仅在国内扬名，而且深受香港、台湾及海外京剧爱好者关注。再说，当年通讯组每三个月就要全面检查所发出的文稿，如有问题早就挨批了；其次，所报道的对象，不是个人喜爱而是因工作需要，符合我社规定的爱国主义报道方针。这场由言慧珠引起的争端，未能掀起更大地浪花，没过多久，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国共谈判大政治家邵力子

　　拜见国共谈判大政治家邵力子，本不属于我的工作范围。领导给了我这任务，只有服从别无二话。领导交代：请邵力子先生撰写一篇国庆十周年观感，不谈人口问题。我领会了精神，随即前去拜访邵先生。邵力子先生是浙江绍兴人，讲话略带乡音。他是1949年代表国民党与共产党和平谈判的主要人士之一，主张国共合作，后因谈判破裂，邵先生主动要求留在北京未回台湾，建国后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委员等要职。邵先生很热情也很健谈，待我说明来意后，先生很快应允。他认为，建国十周年各方面变化很大，特别是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的尊重，对宗教信仰的自由政策等，给先生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当我采访结束起身告辞时，邵先生又问我是否看到了他在《光明日报》发表的有关计划生育及人口问题的文章，接着他很激动地讲道：他曾在1953年时，在一次重大政治决策会议上提出中国人口过多，需要计划生育的观点；还在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就人口问题做了专题发言。邵力子先生说：人口多是好事，但在经济和物质不够发达的社会环境中，控制人口刻不容缓。他的观点有三方面：第一，人口过快增长对经济发展不利；第二，生子女多对妇女身体健康不利；第三，对儿童成长教育不利。我聆听了邵力子先生关于人口问题见解与观点，极为敬佩和赞同。但是当年有关人口问题的政策是学苏联，是国策。这一观点又有多少人敢于站出来表示同意？我做为一名记者更不敢随意表态。先生看我没任何表情，一定是大失所望。很遗憾，如果先生不在“文革”中故去，如果先生能活到现在，看到中国人口增势得到控制，经济发展，国富民强，定会感到欣慰。

　　(历史资料)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